湖北在逃犯勾结检察官诬陷法官受贿

河南在线    2018-06-12 11:55:19

 一起简单的民事诉讼案,由于执法部门个别执法人员的干涉和阻扰,诬陷者提供虚假证据,导致案件迷雾重重、颠倒黑白、几起几落、违法者逍遥法外,受害者无辜羁押。“法”乃国之利器,神圣不可侵犯,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依法治国,特别是执法者应该严格执行,而不是徇私枉法、以权谋,纠正司法腐败是依法治国的根本,打黑除恶乃民心所向,但在有些地方个别执法部门的个别执法者依然践踏法律,知法犯法、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罗国华与朱俊龙股权转让案起因

2009年1月,武汉海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开发银宽世纪城商品房项目没有资金,到广东向罗国华借款,2009年1月10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海源公司向罗国华借款600万元,期限二年,利息130万元,随后罗国华向海源公司出借了400万元,该资金到账后被海源公司股东朱俊龙、张红艳转走了267万为个人使用,又由于海源公司资金不足,股东没有房地产开发经验,只有求助于罗国华回来控股开发。海源公司2009年4月23日形成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变更决议、章程修正案,海源公司原两名股东同意将股权转让给罗国华,即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转让后的股权分别为:罗国华出资656.276万元占公司股本的65.6276%,朱俊龙出资额307.629万元,占公司股本的30.7629%,张红艳出资额36.095万元,占公司股本的3.6095%。2009年4月24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主要内容为:一、股东按出资比例分红;二、公司法人代表为朱俊龙;三、规定了公司股东的工资;四、明确了公司实有资本为609.5万元,其中:罗国华实际出资400万元、朱俊龙实际出资187.5万元(该资金是朱俊龙以海源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由自己偿还,后来朱俊龙利用公司法人身份,自己一分钱未出,全部用公司资金偿还了上述债务)、张红艳实际出资22万元(该资金是向罗国华个人借款),以及公司此前的债务承担责任划分。此后罗国华组织该项目的开发建设,直到该项目拿到房屋预售许可证时,要求行使控股股东董事长职权,遭到朱俊龙、张红艳反对 。罗国华于2009年10月2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朱俊龙有抽逃出资、挪用单位资金等犯罪行为。

朱俊龙为抢夺犯罪证据,纠集暴徒绑架罗国华

由于朱俊龙伙同公司监事张红艳虚假出资一千万元、侵占、挪用公司资金,并在2009年5月至2009年9月期间,利用职权之便,分四次从海源公司支取现金46万元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和个人房贷,朱俊龙和张红艳在行使公司管理权的过程中,用“白条”报销费用近400万元(其中:虚列工程工资623481元、税务支出488059.46元、利息110多万元以及其他各项费用开支近两百万元),更为恶劣的是在海源公司欠建筑施工方及民工近千万元工程款的情况下,朱俊龙公然将海源公司开发的价值高达3000多万元的银宽世纪城项目三层商铺5151.9平方米及部分住宅全部非法转至朱俊龙个人及其家人名下。2009年10月27日,朱俊龙指示张红艳抢走了海源公司出纳管理的公司财务专用章,将罗国华赶出海源公司。

2009年12月31日晚7点左右,朱俊龙(在逃)亲自组织并带领十余名黑社会人员前往罗国华租住地(新洲区邾城街风情大道香格里拉旅店三楼客房),假借罗国华私自拿走海源公司资料为由,带领打手朱强(事后被捕,朱俊龙、张红艳宋耀武等人均在逃)等十余人踢门强行进入罗国华住的客房,朱俊龙一方面指挥部分暴徒对旅社物品进行打砸,造成旅社房门及家具损坏,同时亲自动手或指使部分暴徒对罗国华实施了绑架、恐吓、辱骂、和殴打造成罗国华本人身体多处软组织受伤,并将罗国华强行绑架进了这伙暴徒的汽车开走2010年1月1日凌晨2点左右被现场群众报警后,闻讯赶来的110警察在中途将罗国华解救后带回了邾城派出所予以保护,朱俊龙等一伙暴徒一蹲守在邾城派出所到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朱俊龙胁迫派出所公安人员押着罗国华一起来到工地,随后朱俊龙指挥一伙暴徒在建筑工地地下室,抢走了罗国华保管的公司有关朱俊龙、涉嫌经济犯罪的一箱海源公司财务资料后,才让撤走蹲守在罗国华居住的香格里拉旅店门口的一伙暴徒等人,朱俊龙为了抢走罗国华保管公司财务帐册及银行凭证以及公司相关资料,非法绑架限制罗国华的人身自由的时间长达12小时之久(详见:新洲区人民法院(2012)鄂新洲刑初字第00073号刑事案件档案中被告朱强的《刑事讯问笔录》及证人蔡冬梅、蔡金枝等人的《讯问笔录》)。

为侵占股权提起恶意诉讼,买通法官可以颠倒黑白。

2010年1月26日,朱俊龙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提起恶意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朱俊龙、张红艳、罗国华2009年4月23-24日两天签订的所有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变更决议。由于朱俊龙在该案审理前绑架罗国华并抢走了主要证据,在本案的一审期间买通新洲区公安分局经侦中队办案人员李少斌,向新洲区人民法院提供虚假调查报告,编造事实说罗国华不是股东而是海源公司的债权人,罗国华只要债权不要股权;陈汉斌与朱俊龙的代理律师潘轸按照朱俊龙的要求出庭作伪证,也说罗国华不是股东,是海源公司的债权人,罗国华只要债权不要股权;新洲区法院当时不支持罗国华要求调取海源公司帐目的请求;因朱俊龙拿不出罗国华欺诈胁迫的任何证据使本案无法判决,在一审下达判决前五天,由新洲区法院民二庭张红柳庭长出面,邀请武汉市中院民四庭田庭长及副庭长、审判长等一行九人和新洲法院部分领导,名义上是到新洲区法院指导工作,实际上是到新洲区汪集钓鱼、阳逻游玩,在两天的游玩期间,中院田庭长得知由朱俊龙全程买单,所以建议朱俊龙将一审诉讼请求由欺诈胁迫,变更为确认协议无效;结果因上述原因导致罗国华一审败诉。罗国华上诉后武汉市中院撤销了一审的错误判决,发回新洲区人民法院重审。新洲区法院重审期间,因院长王晓华任职届满之前闪电式再次判决罗国华败诉。罗国华再次上诉后又由武汉市中院民四庭审理本案,因上述原因罗国华紧急向王晨院长反映要求民四庭全体法官回避,但由于王晨院长拒不同意,结果终审判决罗国华败诉。

湖北省检抗诉,高院再审判决沉冤昭雪 

罗国华不服上述股权转让民事纠纷案的一系列错误判决,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湖北省高院根据湖北省检察院下达的鄂检民抗【2013】21号《民事抗诉决定书》立案再审,湖北省高院在案件审理中,经罗国华申请,湖北省高院依职权向农业银行新洲区支行调取的37份财务凭证。湖北省高院判决认定“海源公司2007年5月的账面余额仅有307.63元,其中6月,海源公司共支出68 万余元,共进账 543万元,进帐的款项中有 300万元来自武汉市新洲区村村通领导小组办公室、205 万元来自武汉市新洲区广播电视局有线电视台、38万元来自武汉市新洲区电视台,以上款项均非来自于朱俊龙或张红艳个人账户资金等事实(详见高院判决第24页)。对本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银行凭证,本院认为,上述凭证客观真实,且与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具有关联性,能够反映海源公司成立以及在向罗国华借款之前的经营状况,也能够证明检察机关提出的朱俊龙、张红艳存在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事实。因此,对上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详见高院判决第26-27页)。通过湖北省高院的上述认定,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海源公司2007年8月15日帐面的人民币12,350,080元资金,归还给武汉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00万元后所剩的435.080045 万元资金,是从新洲区广电系统三家单位非法挪用来的公款。2014年3月31日,湖北省高院再审本案后经过审委会研究决定下达(2013)鄂监二抗再终字第00019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武民商终字第1388号民事判决和新洲区人民法院(2010)新民商重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恢复了罗国华控股股东和执行董事的身份

为报复再审法官,伪造“行贿录音”肆意诬陷无辜

由于湖北省高院的上述再审判决结果,揭露了朱俊龙、张红艳抽逃出资1000万元、挪用广电系统三家单位543万元公款的犯罪事实,朱俊龙由此非常痛恨湖北省高院领导及法官,便拿着经其非法篡改了和伪造的“行贿录音”肆意诬陷当事人罗国华出资由其律师伍治良向审理本案的湖北省高院院长、庭长、审判长及承办法官宋攀等合议庭成员行贿,诬蔑省高院枉法裁判,企图以此推翻湖北省高院公正的再审判决。

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胡五清等人在未获得上级检察机关指定管辖的情况下办私案,非法侦办朱俊龙举报的所谓湖北省高院法官受贿案,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起诉后,朱俊龙于2016年1月底与胡五清恶意串通“设局”陷害罗国华打击报复举报人,朱俊龙伪造出自己被罗国华指使的人打成“右侧第5前肋骨骨折居多”的CT片后,便组织数十人用救护车将“受伤的”朱俊龙送到咸宁市检察院大门口肆意闹访多日,期间朱俊龙的老婆韩琴及朱俊龙的姐姐朱春香多次冲击咸宁市检察院以跳楼相威胁,要求再次批捕“凶手”罗国华。咸宁市检察院在没有查明朱俊龙诬告陷害罗国华的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一方面以罗国华打击报复证人朱俊龙为由将罗国华再次逮捕,另一方面指定崇阳县检察院对上述贿赂案审查起诉,并提起公诉。 

2016年7月底,朱俊龙诬告罗国华对其伤害一案,经武汉市新洲区公安分局侦查最终查明:朱俊龙的肋骨并未骨折,为了陷害罗国华,朱俊龙采取冒名顶替的方式,用重金邀约其他骨折病人并冒用朱俊龙的名义,在新洲区人民医院拍摄出了多处肋骨骨折的CT片,接着朱俊龙买通新洲区公安局法医部门作出朱俊龙多处肋骨骨折的轻伤鉴定报告之后,朱俊龙便将该轻伤鉴定报告提交给咸宁检察院反渎职局的胡五清等人,诬陷罗国华对其进行了故意伤害,导致罗国华重新身陷冤狱。虽然新洲公安局已将朱俊龙诬陷情况以及罗国华并未指使他人伤害朱俊龙的情况通报咸宁市检察院反渎职局的胡五清等人,但胡五清等人一直对上级领导隐瞒真相拒不释放罗国华。导致罗国华再次羁押长达17个月后才获释

执法犯法销毁原件伪造证据

(一)针对崇阳县人民法院(2016)鄂1223刑初161号一审刑事判决中采信的《搜查笔录》(证据3)与《委托鉴定书》、《电子证据检查笔录》进行比较,不仅不能证明罗国华有罪,反而可以证明咸宁市反渎职局侦查人员非法隐匿和销毁了从罗国华的办公室、房间扣押的原始录音器材——罗国华手机1个、飞利浦录音笔1支、新科录音笔1支、ADATA C906 U盘2个、手机内存卡1个等电子器材,上述器材全部没有依法封存固定。咸宁市检察院2017年3月28日向咸宁市中院提交的《委托清单》显示,该院要求咸宁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恢复和查找罗国华的联想电脑主机硬盘中所有“录音文件”的委托事项可以证明,反渎职局侦查人员将罗国华的联想电脑主机硬盘中所有“录音文件”全部删除销毁了。

由于咸宁市反渎职局侦查人员扣押时并未对索尼U盘插口进行封存并由在场的罗国华的儿子罗刚在封口处签名,故咸宁市反渎职局无法证明咸宁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所检查的索尼U盘就是从罗国华办公室扣押的索尼U盘。咸宁市反渎职局实际上是以朱俊龙提供的U盘中被朱俊龙非法篡和伪造的“罗国华与伍治良谈话录音文件”作为公诉机关控诉证据,指控罗国华、伍治良犯行贿罪、宋攀犯受贿罪。

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2刑终166号刑事上诉(抗诉)案的二审合议庭对咸宁市检察院反渎职局办案人员胡五清等人隐匿原始录音器材、销毁和删除原始录音文件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公然作出:“办案人员的搜查笔录能够证明程序合法,可以证明扣押案涉录音文件的来源合法,所以对于罗国华要求将所有被篡改和伪造的录音文件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请求不予支持”的决定有多么荒唐。

(二)非法制造证据,陷害无辜

一审判决采信的“财物记录清单”(证据4)应依法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侦查人员强迫罗国华在其“财物记录清单”上添加内容的行为违法。财物记录清单上罗国华添写的“此复印件是我与伍治良之间的经济往来记录”内容,是2014年12月5日至7日侦查人员在讯问期间对罗国华采用变相刑讯逼供、引诱、欺骗、疲劳审讯,不让罗国华吃饭、吃药,几十个小时不让睡觉等的肉体、精神折磨的情况下(罗国华本身就有多种疾病:近20年的糖尿病、颈椎狭窄、高血压、心脏病等)在审讯中因严重低血糖多次昏倒,强迫罗国华添加形成的。一审法院已经依法排除了同一时间段2014年12月5日7日、16日对罗国华的三份讯问笔录,罗国华曾多次明确说明,该“财务记录清单”是因朱俊龙提起的恶意诉讼及罗国华举报朱俊龙的多宗犯罪聘请律师及相关人员花掉的总费用,并不是与伍治良一人的经济往来记录。由于罗国华的财物记录清单上没有任何一笔钱是指向伍治良送给宋攀的贿赂款,伍治良也一直否认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收到罗国华18万元“协条费”,因而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合谋行贿的资金来源。

(三)张冠李戴一错再错

2017年11月22日,咸宁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提交的《情况说明》称:2017年3月28日,我支队收到咸宁市检察院电子证据检查申请,根据案调查需要,委托对罗国华、宋攀等人涉嫌行、受贿一案的电子介质进行电子证据检查……在文书制作并装订时,由于工作失误,将另一份电子证据勘验工作记录(编号:咸公(网安)勘【2017】)0001号)的封面作为了该案电子证据检查笔录封面装订成一册。上述《情况说明》可以无可辩驳地证明,原一审判决书指控罗国华、伍治良、宋攀等人涉嫌行、受贿犯罪的所谓的“电子证据勘验工作记录(证据5)”,原来是闹的一场荒唐的“乌龙”!咸宁市中院二审合议庭对崇阳检察机关瞎公诉,崇阳审判机关乱判决的行为视而不见,竟然在本案二审程序中不排除上述非法证据,二审合议庭的违法行为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四)早产录音,自欺欺人

一审判决采信的所谓罗国华电脑中提取的“录音文件”与罗国华U盘“录音文件”(证据6)是朱俊龙和胡五清等人恶意串通非法篡改和伪造的,纯属非法证据。录音文件的形成时间不符合客观事实,证明录音文件已被朱俊龙和胡五清篡改。《电子证据检查笔录》的检查分析结果显示,录音文件的制作时间是2012年4月5日,而此时罗国华与伍治良还不认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罗国华与朱俊龙股权转让纠纷案的二审判决时间是2012年7月20日,伍治良与罗国华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间是2012年9月3日,湖北省高院于2013年3月决定立案再审,此前根本不可能发生伍治良与罗国华商量股权转让纠纷案抗诉再审事宜。《电子证据检查笔录》显示,举报人朱俊龙提交的录音文件与从扣押的罗国华电脑及U盘恢复和提取的录音文件的哈希值不同,进一步证明录音文件内容已被篡改和伪造。HASH值是每一个电子数据的身份证,文件中数据的任何篡改都会导致哈希值变化,哈希值的不同证明录音文件已被篡改。封存录音文件的原始存储介质,应当在不解除封存状态的情况下保存,保证无法增加、删除、修改电子数据,且封存前后应当拍摄被封存原始存储介质的照片,清晰反映封口或者张贴封条处的状况。本案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扣押了电脑主机、录音笔及U盘等物品,但并未现场封存存储录音文件的电脑主机、录音笔及U盘的接口,也无2名以上侦查人员及见证人在封条上签名,无法保证所提取的录音文件之真实性。由于朱俊龙和胡五清等人为了方便其篡改和伪造录音文件而故意不依法履行电子数据扣押程序,扣押的录音器材和原始录音文件被胡五清等人隐匿和销毁,所以朱俊龙、胡五清伪造的所谓罗国华U盘“录音文件”(证据6)非法证据,应依法予以排除。

(五)办私案,狼狈为奸

一审判决采信的“证人李瑞龙(证据7)”、“证人朱俊龙(证据8)”的证人证言,纯属非法证据应依法予以排除。证人朱俊龙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形成的时间为2014年12月4日、2014年12月5日,证人李瑞龙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形成时间均为2014年12月5日。但当时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对罗国华涉嫌行贿案,并无地域管辖权,也没有接到任何举报材料。2014年12月10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才将罗国华、伍治良涉嫌行贿的线索移送至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侦查局(详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2014年12月10日下达的“咸检侦指举首移【2015】1号《举报线索首办移送函》”)。也就是说,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于2014年12月10日才取得本案侦察权,因此,2014年12月5日该局侦察人员询问朱俊龙、李瑞龙属于咸宁市反渎职侵权局工作人员非法办案、办私案。

由于朱俊龙侵占了海源公司全部资产和罗国华股权,因此用重金收买李瑞龙,两人串通篡改、伪造“行贿录音”诬告陷害罗国华,所以朱俊龙、李瑞龙本身就是诬陷犯罪份子,两人依法不能充当证人。

本案侦查期间的询问人员刘钊于2013年,以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职位公开招聘经考试录取入职,按照法律规定无刑事侦查权,其参与刑事侦查,违反了《公务员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其参与询问证人的行为违法。李瑞龙、朱俊龙的询问笔录,违反了法律规定确属非法证据,应依法予以排除

(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审判决采信的咸宁市检察院反渎职局胡五清等人制作的“罗国华2014年12月23日讯问笔录(证据9)”的内容,与同步录音录像的内容完全相反,该“讯问笔录”属于非法证据。一审判决对侦查机关非法制作的罗国华在2014年12月5日、12月7日、12月16日的所有有罪供述,作为非法证据已被排除。但原审判决却认为“2014年12月23日供述系审查逮捕期间,检察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情况下,自愿供述的,且有同步录音录像予以佐证,可以认定为合法证据”。但罗国华多次强调,咸宁市反渎职侦查局胡五清等人2014年12月23日对罗国华所作“讯问笔录”的内容与录音录像中罗国华所讲的内容全部相反。罗国华及其辩护律师多次要求复制该录音录像未批准,后经二审合议庭同意仅仅只允许律师在咸宁市中院内查看上述录像,从罗国华的律师整理(并已通过了咸宁市检察院的复核)的同步录音录像书面记录显示,咸宁市反渎职侦查局所作的罗国华2014年12月23日“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中罗国华实际供述内容存在根本性、实质性的差异,其内容全部相反。该同步录音录像的“实况书面记录”还显示:罗国华不仅从没有说同意让伍治良向法官行贿,反而提出自己的案子根本就不需要向法官行贿,根本不可能与伍治良合谋行贿,其辩解高达46次之多。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审法院竟然将此份由胡五清等人恶意炮制的所谓“讯问笔录”认定为有罪证据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依照《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22条第(4)款规定,该份笔录属非法证据,应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

(七)故技重施,漏洞百出

检察机关二审期间补充增加的“罗国华2014年12月18日讯问笔录”,属于彻头彻尾的非法证据,依法应予以排除,由于崇阳县法院一审判决书中所罗列的所有证据全部都是非法证据,没有一份能够证明罗国华与伍治良共同密谋行贿的证据。在一审判决认定罗国华密谋共同行贿的事实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咸宁市检察院为了证明罗国华等三人有罪,便在二审抗诉期间,向咸宁市中院提交了一份2014年12月18日湖北省检察院许柳江、王明勇提审罗国华的“讯问笔录”,这份2014年12月18日“讯问笔录”实际上是将咸宁市反渎职局胡五清等人2014年12月7日炮制的罗国华“讯问笔录”的主要内容复制后粘贴而成的,两份笔录无论从主要内容、细节、标点符号、甚至错别字都一模一样,而且这份补充的省检“讯问笔录”至今没有拿出同步录音录像。上述补充的省检2014年12月18日“讯问笔录”所复制和粘贴的原始材料来源,是咸宁市反渎职局2014年12月7日制作的罗国华“讯问笔录”,由于咸宁市反渎职局胡五清等人从2014年12月5日至2014年12月7日的几十个小时内不间断对罗国华采取车轮战术,连续进行刑讯逼供、引诱、欺骗、疲劳审讯,不让罗国华吃饭、吃药,几十个小时不让睡觉等方式变相刑讯逼供、诱供、肉体精神折磨等方式,使罗国华处于生不如死的状况下,胡五清等人非法炮制的。由于辩护律师提上述铁证,故崇阳县法院一审刑事判决只得将上述咸宁市反渎职局2014年12月5日、12月7日、12月16日制作的罗国华“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全部排除了。

罗国华在此特别强调,由于湖北省检察院许柳江、王明勇 ,两人在2014年12月18日提审罗国华时所炮制的“讯问笔录”,主要内容是复制粘贴于已被一审判决排除了的非法证据——2014年12月7日罗国华“讯问笔录”,其实当时确实有录音录像,而且罗国华还亲自在录音录像光盘上签了名,如果许柳江、王明勇拿出了当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就能证明当天的笔录主要内容确实是粘贴复制2014年12月7日罗国华“讯问笔录”,所以许柳江、王明勇干脆将录音录像隐匿起来就说没有同步录音录像,许柳江、王明勇的这种隐匿录音证据行为,销毁证据犯罪行为,这份2014年12月18日“讯问笔录”属于蓄意伪造的非法证据,必须依法予以排除!

(八)无中生有,强加于人

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属一对一的现金贿赂行为,由于公诉机关不能提供伍治良行贿的直接证据,仅凭检察机关非法炮制的孤证,既不能证明伍治良向宋攀行贿三万元,更不能证明宋攀受三万元。

本案指控的行贿人伍治良唯一的一份有罪供述是侦查人员恶意非法制造的,已被崇阳县法院一审判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了,伍治良的其他四份口供均是无罪辩解,由于担承法定举证责任的咸宁市崇阳县检察不能提供伍治良行贿的任何证据,缺乏伍治良的有关行贿的供述印证,崇阳县法院法官公然当庭编造伍治良当庭供述,看了宋攀提供的审理报告,向宋攀送了3万元钱”,崇阳法院审委会委员就在判决中认定伍治良当庭供述,看了审理报告、行贿了3万元、宋攀受贿了3万元,完全是在赤裸裸地编造假证,非法制造冤假错案!(有庭审录音录像为证)

(九)费尽心机,诬陷他人

通过二审审查宋攀的5份讯问录音录像(包括宋攀2014年12月11日讯问笔录已被“排非”的同步讯问录音录像)的文字版整理内容,发现新的重大事实,证明了宋攀不稳定供述的产生根源和庭前及庭审翻供合理解释的重要证据:

(1)宋攀2014年12月11日、19日及2015年1月6日讯问录音录像证明,宋攀是在侦查人员多次对其人身健康(当时宋攀因车祸造成手腕骨折)及调查其爱人(青山区法院法官)相威胁并编造伍治良将送钱过程录音交给检察机关的谎言来欺骗宋攀,同时还多次许诺,只要宋攀承认收受了伍治良送的钱,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可以马上撤案,你可以办理取保候审回家过年,照样到省高院上班,不可能对你有任何影响。这是公开的威胁引诱、欺骗的非法行为宋攀无法自证其无罪的情况下,宋攀猜了8次才猜出来收受3万元:2014年12月11日下午审讯中,宋攀从一万、两万、两三万、两万、三万先后经历八次才固定下来的,第八次宋攀说是三万,连宋攀本人都无法相信自己收了3万元,审讯人员立马转移话题问其它问题,此后就固定在3万元,“3万元受贿案”是用这样的侦查手段破获出来的。

(2)2014年12月19日审查批捕讯问录音录像证明,宋攀多次提到侦查人员说伍治良送钱给他当时有录音并提交给了检察机关,还说电脑里还存有很多送礼清单,还故意采取贬低伍治良人格的方式诱供宋攀,说宋攀怎么跟伍治良这种人混到一起,他当时在省检察院瞎指挥,混不下去才离开的,致使宋攀边签笔录边骂伍治良德性差。这显然是审查批捕人员故意编造事实欺骗、诱供宋攀,其性质恶劣,令人发指。侦查人员及审查批捕人员均采取非法审讯方式获取的供述及之后的重复性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3)5次讯问录音录像均证明,侦查人员威胁要调查他老婆(武汉市青山区法院法官)。

(4)5次讯问录音录像均证明,由于侦查人员采取系列非法手段,导致宋攀在每次讯问中的供述与辩解交叉,前后反复,供述内容极不稳定,同一次讯问中、不同次中送钱的时间、钱装在哪里、钱的去向等交代前后矛盾,均不一致,与讯问笔录记载的稳定供述完全相反。即使宋攀的4份讯问笔录未被排除,也与讯问录音录像的内容明显存在实质性差异,且讯问录音录像证明宋攀的供述极不稳定,庭前供述与辩解交织,庭审中也未供认,且无其他证据印证,其庭前供述是侦查人员非法制造的孤证。依据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83条第3款规定,宋攀的庭前供述不得采信。一审却错误适用该条第2款的规定,这正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关键之处。 

综上所述,所谓的“宋攀、伍治良、罗国华贿赂案”与安徽“五周杀人案”的冤案酿造情节惊人相似。本案侦查人员用一系列非法手段肆意伪造证据,故意酿造案,销毁原始录音文件,蓄意隐匿原始录音器材,炮制“早产”的行贿录音,以变相刑讯逼供手段获取口供,伪造的所有非法证据均应依法全部予以排除;批捕人员参与造假,非法获取口供。批捕程序中有的讯问不录音录像或隐藏录音录像,所炮制的笔录主要内容全部复制粘贴于被一审判决排除的非法证据,公开威胁、欺骗诱供宋攀和罗国华,批捕阶段制作所有证据均不合法;一审审判人员不仅编造“伍治良的当庭供述”这一关键定罪证据,还依据非法制造的孤证,对本案三名无辜的被告违法作出有罪免处的枉法判决;咸宁市检察院公诉人员明知本案的侦查、批捕、审查起诉、一审判决均存在极为严重的枉法渎职行为,公然支持抗诉,继续制造冤假错案;咸宁市中院二审合议庭拒绝辩护人复制检察机关移送法院的讯问录音录像明显违法,公然枉顾事实对本案的非法证据不予认定、不予排除的决定,全面违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该案二审早超过了法定审判期限,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判决,让我们拭目以待,咸宁市中院依法查清事实,给社会正清风,还民生以安宁,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还当事人以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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